值得警惕的，当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界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例如《鹖冠子·道端》说：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最后，庄子清醒地认识到，再高明的贤者也很难从社会关系的纠葛以及政治权利的游戏中全身而退，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再次，庄子告诉世人，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在有其长的同时有其短，甚至其短处是由其长处决定的。(17)《文子·自然》也以老子的名义说：老子曰：清虚者，天之明也，无为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圣智，外贤能，废仁义，灭事故，弃佞辩，禁奸伪，则贤不肖者齐于道矣。

同时，笔者认为，贤能政治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体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都有可能推行贤能政治。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之所以造成如此的景象，盖其来有自，必须追溯清末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轨迹。

但在近代这三大宗均渐次消溶，甚至蜕化成无主（无实质内容）之学，在后现代尤为显著。究其实，这是典型哲学上的假议题（pseudo problem）。哲学人士尤其感到不平，唇枪舌剑，异常热闹。按逻辑实证论乃是坚决反对形上学的，其代表：德国的卡纳普和英国的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便本诸可验证的原则（verifi ability principle），以两篇驳斥形上学的论文语惊学界。

90年代，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便直言无碍： 于奎因、维特根斯坦、戴维森和怀若本诸哲手里，意义之死（the death of meaning）同时意谓着哲学之死（the death of philosophy），而哲学并无法拥有自成一格的方法。诚如西方哲学史名家帕斯莫（John Passmore，1914—2004）所说的： 至少我们有合理的信心，许多当前我们视为哲学问题的，在未来，却未必见得如此，虽说当下我们并不能预知那些会落得如是。

而民国以来所谓董理中国哲学史，其概念架构甚为倚重西方流行的哲学，因此呈现新旧轮替的现象。值得警惕的，当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界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至此，西方哲学唇亡齿寒。[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等著《怀念傅斯年》（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4] 析言之，哲学一词盖属舶来品，而晚清以降，中国哲学的发展摆脱不了西方思想的影响，甚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已是当今学术界的基本常识。

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71）。况且，自结构论（structuralism）起而发难，亟解消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至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力倡消除人（man）的概念。回忆年轻时，对中国哲学的走向过度仰赖外来资源，时有省发，但哲学究竟非我专业，之后遂无暇多费心思了。这的确是令人忧心如焚的窘境

自此，西学若有风吹草动，中国哲学必将随之起舞。故传统本质性的定义（essential definition），早已为人弃置不顾，而必须改弦更张。

是故，中国哲学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凄凄惶惶，无所安顿。贺氏的论点直迄今日犹是有效的观察。

所以他自是不会轻易放过人的终结的议题。[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页473。任教中国哲学的先生，对于无法侧身于西方哲学的名人堂，尤其耿耿于怀。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71）。复加上欧陆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迄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一系下来的解构，西方形上学已剥落得体无完肤，恰仿若民国的新儒家将传统蕴涵丰富的儒家文化，化约成一息尚存的惟精惟一之旨。总而言之，本世纪中国哲学与西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这句成语方足以道尽其中原委。

摆在西方正统的哲学系极为罕见。尤有进之，对解构论的大宗师——德里达而言，反形上学和反人文主义乃系携手并行的。

其间，虽说《正义论》的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异军突起，拟力挽狂澜，但整体的趋势确是往后者推移的。视此，固有的传统人性论遂无所挂搭，传统道德学说因是遭逢存亡危急之秋，受伤尤其严重。

另外，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首先，传统哲学里占大宗的本体论，早先经过康德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的洗礼再经20世纪上半，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和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联袂围攻，殆繁华尽褪。

之所以造成如此的景象，盖其来有自，必须追溯清末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轨迹。今日处于后现代的氛围，哲学的死亡（the death of philosophy）或哲学的终结（the end of philosophy）的呼声，业已喧嚣尘上。西方哲学渊源流长，林林总总，互有侧重，各有变化。因此，便无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取舍准则。

值得警惕的，当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界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等著《怀念傅斯年》（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4] 析言之，哲学一词盖属舶来品，而晚清以降，中国哲学的发展摆脱不了西方思想的影响，甚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已是当今学术界的基本常识。

前者的〈从语言的逻辑分析祛除形上学〉，和后者的〈证明形上学的不可能〉，皆曾传诵一时。关键的是，百年来中国哲学与西学恒呈亦步亦趋的状态，但借外债总需偿还，何日才能独立自主，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方是当务之急。

况且，自结构论（structuralism）起而发难，亟解消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至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力倡消除人（man）的概念。这由清末进化论的引进、20年代胡适鼓吹实用主义，迄至当今令人目眩神迷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居中除了夹杂不同阶段西方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

多年后，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1952）特别点出：傅氏并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傅斯年对哲学的理解，暂非本文的要点] 傅氏曾留学德国，他的说辞无非在呼应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论调：迥异于自然的事物，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具有时空的约制，必得因时制宜，方能蒙其益，而不受其害。诚如西方哲学史名家帕斯莫（John Passmore，1914—2004）所说的： 至少我们有合理的信心，许多当前我们视为哲学问题的，在未来，却未必见得如此，虽说当下我们并不能预知那些会落得如是。在中国的语境，傅斯年极早便敏锐地观察到： 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Socrates）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Plato）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贷嘉（Descartes）、来卜尼兹（Leibniz）以来的。

这的确是令人忧心如焚的窘境。[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4册，页473] 哲学一义，在近代哲学发展的过程，颇为周折，因是变得言人人殊。

职是之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开发，遂密不可分。究其实，这是典型哲学上的假议题（pseudo problem）。

另项特色，即藉着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以开发新时代的中国哲学。民国初年西方哲学移植的成功，无形鼓舞了中国哲学和西学与时俱进。